知其所来，方明所往。西辽河是我们的来处，饮其流者怀其源，自4月27日起开展的西辽河文化史前遗址博物馆联盟展，10家文博单位、百余件文物精品，从河流深处而来的查海遗址、新乐遗址、红山文化遗址、牛河梁遗址、哈民遗址、南宝遗址、二道井子遗址，7个分散的史前遗址与遗物，循着中华文明的这一脉“直根系”，串成完整的西辽河叙事。让我们跟随遗址“说明书”一起寻根。

南宝遗址出土的陶器颜色以灰色居多。在众多遗存陶器精品中，人形陶壶的形状是一个夸张的孕妇形象。

流彩 南宝遗址（距今约5000—4000年）

骨梗为刃，刺猬成陶，人形陶壶孕育族群之生机，玉牙璧转天象之幽微。小河沿之彩，昂昂溪之波，辽东之远风，岭北之朔气，皆汇于此。兼容并蓄成其大，众流合鸣始为宝——

2006—2008年，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通辽市文博院、扎鲁特旗文管所对南宝力皋吐遗址（简称南宝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揭露面积11900平方米，清理墓葬395座、灰沟2条、灰坑37座，出土各类陶器、石（玉）器、骨、蚌器等1500余件。

南宝遗址出土陶器的颜色以灰色居多。其中人形陶壶、刺猬形陶器、龟形陶器属于精品。

南宝遗址出土陶器中包含了以昂昂溪文化为代表的嫩江下游流域文化因素，源自呼伦贝尔地区的岭北文化因素、小河沿文化因素、偏堡子类型文化因素、源于辽东半岛南端的文化因素，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支兼容并蓄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它的发现对研究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的史前文化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考古者说：走近遗址出土的“五宝”，最先令人凝神的是一件人形陶壶。细砂陶质，红褐色，表面抹光，敞口圆唇，领部内折呈倒三角，眉目清秀，神态安详。壶腹微凸，臀部外耸，显然是一位怀孕的女性。先民对生命繁衍的尊崇与安宁之美的把握，被浓缩在这件陶壶的轮廓中。

另一件刺猬形陶器更为奇特。泥质灰褐，中空，耳鼻凸起，四足雕出，背及两肋压印着连续横排的“人”字纹。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认为这应是熊的形象，同类器物在其他遗址从未发现。这种独一无二，恰恰暗示着南宝力皋吐曾汇集某些极为独到的文化因子。

而真正颠覆常人认知的，是一件五角形石骨朵，五角几乎完全均匀对称。“不经过精确测量，怎么可能每个角都如此均匀？这种几何形的对称，即使今天徒手做都很难。”姜子强感慨到。

然而，更深的奥妙在于文化的“杂”。有专家分析，南宝力皋吐的墓葬随葬品呈现出驳杂的面貌，似乎不像单一族群所用之物。这种差异反而说明，西辽河流域作为交通要地，正似一座巨大的文化驿站，多方人群带着各自的传统在此相遇、杂居、融合。

整身陶人被学术界誉为“中华祖神”，为研究红山文化时期祖先崇拜提供了实物资料。

礼玉 红山文化遗址

（距今约6500—5000年）

玉为灵媒，坛筑高台，红山子民以玉事神。玉猪龙蜷伏天地之气，勾云佩舒卷上古风烟，礼制曙光，初照山河——

红山文化是西辽河流域一支极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红山文化遗址分为居住遗址、埋葬和祭祀遗址两大类。前者以马鞍桥山、魏家窝铺、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等最具代表性；后者以东山嘴、牛河梁、草帽山、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遗址最具代表性。

马鞍桥山遗址位于建平县太平庄镇石台沟村，是一处以早期红山文化为主体，兼具生活与祭祀等功能于一体的聚落遗址。该聚落遗址填补了红山文化祭祀遗存缺少低等级祭祀遗存的空白。

魏家窝铺遗址是一处保存完好、规模较大、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红山文化早、中期聚落遗址。其中，部分遗物具有同时期中原文化区特点，折射出红山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广泛的交流与联系。

2012年在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再次发掘出土的整身陶人（敖汉陶人），被学术界誉为“中华祖神”，为研究红山文化时期祖先崇拜提供了实物资料。

元宝山积石冢遗址是一处“南方北圆、南坛北冢”的墓葬与祭祀建筑融合的红山文化晚期建筑遗存。发现了目前考古发掘出土体量最大的玉猪龙，填补了考古出土玉器研究的空白。此外，遗址还出土了与凌家滩文化相似的玉冠饰、与龙山时代石城相近的建筑模式和藏玉于墙同源的祭祀形式，为深入了解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组织管理形式，探讨红山古国礼制文明、文明化进程以及红山文化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贡献和意义，提供了确凿的资料实证。

考古者说：如果说马鞍桥山遗址代表了根植于本土的精神特质，那么魏家窝铺遗址则清晰无遗地展现出其开放包容的胸襟。遗址中出土的彩陶器座、圜底釜以及特殊形制的灶址，均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在诸多与信仰和权力相关的遗物中，一件特殊的陶塑人像，成为探索红山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关键钥匙。这件被学者谨慎地称为“中华祖神”形象的陶人：头上有冠，发髻精心束起，双手规矩地交叠于身前，呈现出肃穆、规范的姿态。姜子强推断，能够被塑造成这般形象并被供奉的对象，绝非普通氏族成员，至少是掌握神权或政权的首领。这种对特定人物的神化与偶像化，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已从人人平等走向阶层分化，手握权力的阶层开始利用礼制和信仰构建权威。

这件彩色陶尊上的精美纹饰与商代青铜器上的纹饰如出一辙。

望垣 二道井子遗址（距今约4000—3500年）

土垣环峙，街巷纵横，青铜先声里的城邑。守望着4000年前的袅袅炊烟，墙垣内外，已听见王朝将临的脉动——

二道井子遗址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距今4000年左右。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由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三部分组成。为加强防御，先民在居住区四周构筑了庞大的环壕和城墙。环壕大体呈椭圆形，南北长约190米，宽约140米，剖面大体呈“V”字形。在建筑方法上，城墙是先挖成隆起于地面的梯形生土墙，然后在两侧堆土包砌，继而不断增加墙体的厚度和高度。

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器形多为鬲、尊、甗、罐、瓮等。制法为泥条盘筑、轮制及模制，其中遗址出土的三足模具，为研究当时陶器制造业发展水平提供了实物依据。

遗址出土的彩绘陶器包括尊、罐、鬲等，其中两件彩色陶尊上的精美纹饰与商代青铜器上的纹饰如出一辙。专家推断，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商代有着紧密的联系，带盖圈足罐上还可以看到精美的动物眼饰，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考古者说：当我们追问“4000多年前的村庄是什么样时”，二道井子遗址给出了一个近乎完整的答案。这座青铜时代的聚落，静卧在海拔600米、东高西低的山坡上，东依山，西临河，是先民择定的避风向阳之地。

夯土泥墙的街巷，茅草屋的袅袅炊烟，独立的院落，窖穴中的粟粒，陶范中批量制出的陶器，4000年前的土层里，把家庭与家庭的关系、社会组织方式乃至丧葬习俗等一一呈现。

姜子强说，更精彩的要数彩绘陶器，这是烧成后再绘制的，比烧前绘制的彩陶更难以保存。然而在这里，它们却依靠先民智慧，将鲜艳留存数千年。

鬲，是烹饪之器，是烟火人间；融，是文化接触，是历史演变。在二道井子遗址，两者汇聚一处，为我们补上了北方旱作农业区与中原、西部地区早期交融史中，那块至关重要的拼图。

谒宗 牛河梁遗址（距今约5800—5000年）

登坛谒庙，女神像前香烟已散，积石冢内玉器列陈。5000年前的崇圣之礼，把人神祖先的敬畏，砌成文明的巍峨殿堂——

牛河梁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距今约5800—5000年。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址和珍贵玉器的发现，以确凿而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将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对中国上古时代的社会发展史、传统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的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评价：“红山文化坛、庙、冢三种遗址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宗庙，就是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庙。庙内出土了一尊较完整的泥塑女性头像，苏秉琦评价其为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考古者说：对于初次涉足西辽河流域历史的“小白”，考古界前辈总是不约而同地给出同一个建议，先去牛河梁看看。这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抵达，更是一次穿越五千年的精神还乡。

初次探访时，往往停留于视觉的震撼——宏阔的遗址群、壮观的积石冢。然而，当头脑中装入了理论，再将那些具体的器物与中华数千年文脉相连时，文明的厚重感便扑面而来。牛河梁之所以常看常新，在于它直观地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文明的曙光，究竟以何种姿态照亮东北亚大地。

这里呈现的是“古国”层面的文明发端。从查海遗址尚未成型的原始崇拜，到红山早期小型聚落的内部祭祀，再到牛河梁——当如此体量巨大的庙、坛、冢矗立于山梁之上，一个结论呼之欲出：如果没有一个凌驾于普通社会组织之上的强大力量，根本无法聚集起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在那个连果腹都并非易事的时期，先民们倾尽全力修建这些看似“毫无实用价值”的巨型礼仪建筑，这本身就是文明跨越门槛的铁证。

哈民遗址出土的陶器大部分为砂质陶。其中，一只造型古拙的“中华史前第一美陶猪”最为特别。

尚玉 哈民遗址（距今约5500—5000年）

5000年居址，先民立木为梁，抟土成仓。那是木的盛邦，玉的冥乡，在西辽河厚土之下藏满生息之章。粟瓮犹暖，如见炊烟——

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简称“哈民遗址”，总面积17万平方米。2010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发掘，至2014年，已发掘面积8200平方米。经碳-14法测年，遗址距今约5500—5000年。

这是迄今为止西辽河地区发掘的最大规模史前聚落遗址。哈民遗址的价值可以概括为“三大史前奇观、一大改变”。第一大奇观为：它是中国考古工作首次在北纬43度以北地区发现的史前聚落遗址；第二大奇观为：遗址内发现了十几座保存较为完整的房屋木质构架痕迹；第三大奇观为：房址内发现凌乱堆砌的大批非正常死亡人类罹难场所。一大改变为：哈民遗址的发掘不仅发现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哈民文化，而且证明了西辽河地区是中华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考古者说：人们对哈民遗址的最初印象，往往源自一只陶猪——獠牙尚存，却形貌拙朴。然而，考古者的目光，更多停留在那些坍塌的房屋框架上。

在78座房址中，一些较为完整的屋顶木质构件被清理出来：檩条与椽子层层捆绑，扣合成坡状梁架。这一清晰的半地穴式房屋构筑框架，在国内乃至世界史前考古中都罕见。

哈民地区本身不产玉，材料的稀缺，往往催生最直白的表达。哈民玉器几乎全部集中出土于房址内。玉璧等应是死者生前佩戴的饰物，它们绝大多数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呈现出朴素大方的风格。一个尚玉、崇玉的精神情结，就这样从一座座半地穴房屋中浮现，它不同于良渚玉琮的巅峰工艺，也有别于龙山玉璋的规整严谨，西辽河流域的哈民，给出了属于自己的答案：玉，是可以贴身的。

怀龙 查海遗址（距今约8000年）

8000年沉梦，先民垒石成龙、琢玉为饰。那是龙之原乡，真玉初啼，辽河厚土之下埋设文明星火，石鳞隐现，犹闻低吟——

查海遗址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镇北查海村西南约2.5公里的向阳台地上，是辽河流域年代较早、保存完整、文化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聚落遗址。经碳-14年代测定并结合树轮校正，遗址年代距今约8000年。

遗址出土玉斧、玉凿、玉环、玉匕、玉玦等玉器44件，由此可见，查海先民已熟练地识别、加工、使用真玉器，并将其用于佩戴和随葬。

遗址聚落中央“墓区”北侧有一条龙形堆石，采用大小均匀的红褐色天然石块人工堆砌而成。龙形堆石全长19.7米，头部宽约3.8米，龙身宽约2.2米。龙头、龙颈、龙体、龙尾、龙爪等轮廓分明，总体上看头向西南，昂头张口，身体呈弯弓状，尾部逐渐变细摆向东北方向，呈现巨龙腾空飞舞之势。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形象，堪称“中华第一龙”。

考古者说：据姜子强推测，先民开田种粟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他们在劳作之余，也有了对丰收的祈望。一条近20米的龙形堆石，横贯聚落中央广场。可以想见，群山绵亘间，先民围着“石龙”，许下风调雨顺的敬畏与期待。

姜子强说，他曾多次走近龙形堆石，“去现场看特别特别震撼”——考古人用词向来简洁，可形容“石龙”，他连用了两个“特别”。查海遗址的房址成排分布。成排，意味着聚落并非随意搭建，房子不能想怎么盖就怎么盖。是谁，在没有登高工具的8000年前，堆出了这条“石龙”？又是谁，在主持聚落的统一规划？答案只有一个：当时的先民已拥有高度的社会组织，能发号施令，将众人号召起来。

逐日 新乐遗址（距今约7000年）

木鸟负日，振翅欲飞，新乐人把光明刻进木纹。太阳图腾下，炭化谷物尚有余温，一个族群追逐光热的脚步，从未停歇——

新乐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被史学界定义的“新乐文化”，以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煤精制品、压印“之”字纹深腹罐为主要代表，已发掘半地穴式房址50座，距今约7200年。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辽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极具代表性的一种文化类型，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独特的文化艺术价值。

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氏族林立，每个氏族部落聚集区几乎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通常以某种动植物作为图腾，相信其为祖先或与之有血缘关系，所有氏族成员会对其加以崇拜，在新乐，一只“木雕鸟”出现了。

遗址中出土的形状奇特、精细加工的煤精制品，堪称原始艺术珍品，其原料来源于抚顺煤田。煤精制品的出土，将人类使用煤制作工艺品的历史向前推进至距今约7200年，为煤炭史之最。

考古者说：学界有观点认为，这只“木雕鸟”是史前氏族部落的图腾，也有观点认为它可能是一支权杖。姜子强说，这只黑色的“时光之鸟”值得我们细细凝神，7000多年前的先民不仅雕出了鸟儿流畅的线条，连羽毛等纹饰也细细刻画出来。如今，它的形象已化身为“太阳鸟”雕塑，成为沈阳市的文化地标和城市视觉符号。

在陶器上，新乐与查海的文化血脉联系一目了然。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乐以及后来的红山、哈民等遗址中，都有同等形制的斜口陶器出土。这种器物，遍布流域多个考古学文化，说明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同属一个直根系，共呼吸、共传承，文明的脉络，就这样在器物与信仰的传递中渐次清晰。

这件蛇衔蟾蜍纹陶器的制陶技术和审美令人惊叹。据推断，在当时，制作这样一件器物，可能需要耗费数年之功。

作为新乐遗址陶器代表器形之一，专家推断这只斜口器的用途可能是移植、保留火种或者撮取火种。

观 展 指 南

1、展览时间：4月—10月

通辽市文博院开闭馆时间为：9:00—16:30（16:00停止入馆），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

‌开放日‌：周二至周日（含法定节假日，临时通知除外）

‌闭馆日‌：每周一（如遇法定节假日则正常开放，次日补休）

2、观展方式：市民不用预约，可携带身份证或社保卡直接入馆。外地游客可提前关注通辽市文博院微信公众号，关注开闭馆时间。

3、展厅位置：通辽市文博院3楼西侧“寻根西辽河——西辽河文化史前遗址博物馆联盟展”展厅。